[36]相比之下，魏玛宪法对国有财产规定的范围较窄，仅限制于水流或巷道及其相关内容。
其实阿克曼真正关心的不是美国宪法例外论，而是美国学者对美国宪法的一种突出的非历史解释，主流理论在构造时没有美国宪政历史这根弦，它们也就不能揭示出美国宪政的主要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要描述并建构一个宪法演进的动态过程和机制，整个宪法史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演进过程，但尚未形成一种演进的机制，这一动态的过程和机制，可谓社会主义改革时期的基本法。
遗憾的是，本书仅仅选取新中国宪法史这一片段，算是整个宪法史研究的开篇，这一阶段是目前最被忽视也是研究最薄弱的，诸多基本的史实和制度都有待最基础的爬梳，但这一阶段确是对中国未来宪制发展最重要的阶段，其中诸多问题有待充分的理论化探讨，本书只是将这些问题呈现出来，以期抛砖引玉，期待更多学人关注和讨论。毛泽东作为卡里斯玛的存在是革命宪法阶段的第三维度，卡里斯玛根本无法宪法化的，既超越于党又超越于人民，五四宪法二元政体结构，七五宪法孤注一掷地废除国家主席，七八宪法中领袖、导师、缔造者的宣告，深刻地体现了这一阶段第三维度的特殊性，意识不到这一点，就很难理解革命宪法的本质以及五四、七五、七八宪法的演进，而改革宪法的生成也是以卡里斯玛的自然逝去作为前提的。进入专题： 中国宪法 。当革命成功地实现之时，即使是共产主义革命，也总是要颁布宪法。[9] （德）萨维尼、格林著：《萨维尼法学方法论讲义与格林笔记》，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70页。
注释： [1] 布鲁斯·阿克曼：《我们人民：奠基》，汪庆华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2页。[7] 许章润：《过渡政体下的临时宪法》，《战略与管理》（内部版）2012年第3/4期，第6、7页。就德国现行制度而言，法官权威直接来自基本法而非自然法，并且法院的裁判权也根据基本法而来，在这种情形下，主张由法院审查基本法的效力问题，其理论基础甚为薄弱，所以通说认为，宪法的原始规定不得再以更高的规范为标准来审查。
但是，如果行政机关尚未行使该委任立法权（Verordnungserm#228;chtigung），并且将来也绝不会行使，则不应认为有客观释明利益。由此，联邦宪法法院成为宪法最重要的守护者，它一方面防止基本法遭受联邦或者州法的形式性或者实质性侵害，另一方面防止源于联邦国家结构的危险，即，防止其他联邦法受到州法的侵害。（3）最后，这也能从权力分立的原理得到解释。[6]不过，囿于文献的限制，早先的介绍和研究可能存在不够准确或者不够精细之处，而且自相关论著发表至今，德国抽象规范审查制度经历了相当长时间的发展，早先的介绍或者判断也略显滞后，或者不切实际，应给予重新关注。
[4] 【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著：《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123页。[54] 对基于所要批准的条约的法律的实体内容，联邦宪法法院审查立法机关是否有权批准此种内容的条约。
[118] （一）自始无效判决 违宪的法律自始当然无效系以德国传统的无效理论为基础，认为违宪的法律自始（ex tunc）、当然无效（ipso iure）。[121] 【德】康拉德·黑塞著：《联邦德国宪法纲要》，李辉译，商务印书馆2007年版，第518-519页。[73]审查程序一旦启动，就排除申请人的支配。二指对需要获得立法机关批准的国际条约，立法机关就此制定批准法。
不过，虽然《魏玛宪法》第13条第2款规定对邦法的规定是否符合帝国法存有异议或者不同意见的，帝国或者邦的适格中央机关可依帝国制定法的详细规定，提请帝国各最高法院作出判决，但是，由于对所谓依帝国制定法的详细规定采取十分狭义的理解——只有在帝国制定法明确规定可以就邦法规定与帝国法是否一致提请帝国有权最高法院作出判决的情况下，才可以提起规范审查——故审查对象范围十分狭窄。[7] 陈淳文：《从法国2008年修宪论抽象违宪审查制度的发展》，《中研院法学期刊》第17期（2015），第106页。准确地说，联邦宪法法院对《联邦宪法法院法》第79条关于无效宣告以及不一致宣告的法律后果的理解是：对于在此期间作出的行为的存续性而言，自始无效性的释义性内容没有得到多少保留。申请书应满足一定要求：它必须对事实作充分的说明，并说明宪法上相关的理由。
联邦宪法法院在相关判决中也反复强调：这一范围是封闭的，不得通过类推方式予以扩张。另，申请人依第20条享有阅卷权，依第30条第3款就相应裁决有知情权。
[122] 【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著：《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09页。[74] 具体而言，抽象规范审查的申请应具备如下理由，方具有适法性： 第一，存在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2项意义上的意见分歧或者疑问。
[123] Klaus Stern, in: Bonner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Art.93 , Lfg.44, Rn.276. [124] Maunz. Art. 93, in Maunz, Lfg. 33, Rn.42. [125] Hillgruber/Goos,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2. Aufl, C. F. Müller, 2006, S.195, 534f. [126] 杨子慧：《宪法法院法规违宪审查之裁判类型与效力》，《中正大学法学辑刊》2014年第5辑，第206页。[101]不过，就各州之间订立的条约的批准法而言，在其公布之前，可以依基本法第93条第1款第2项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抽象规范审查申请。在内阁制国家中，传统上行政、立法间的相互制衡，在现实上已被在野党与执政党相互制衡所取代。[86] 第三，《联邦宪法法院法》第76条第1款第2项规定的申请理由。[91] 此外，不无疑问的是，第76条第1款第2项所称适法者对系争规范所作合宪性解释是否构成不适用？如果申请人认为，适法者以为与宪法不一致而拒绝适用的系争规范的可能解释并不违宪，为此，合宪性解释并非必要，他也可以置适法者的考量于不顾，径直优先采用他认为妥当的可能解释。特别是由于抽象规范审查的提出不存在期限限制，相应地，自始无效宣告的作出也不存在期限限制，这使得其后果更加令人难以承受。
为此，正确的处理是，倘若规章规定超出了法律授权基础，则其违反了基本法第80条。其二，系争法律或者规定违宪部分与其余部分联系密切，构成了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一般联邦法之间的冲突由适法者通过其他的冲突规则予以解决，无需诉诸联邦宪法法院。[37]由此，学者进一步指出，1/4以上联邦众议院议员提出抽象规范审查的申请不因立法机关任期的届满而变成不容许的。
[110] 施启扬著：《西德联邦宪法法院论》，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版，第187页。它的首要功能在于维护合宪法秩序的统一性。
[92]但是，如果适法者采用的可能解释限缩了系争规范的适用范围，[93]或者在排除了所有合理的解释选项后却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又或在逾越了解释的界限得出了实体上合宪但方法上存在瑕疵的解释。[127] Hillgruber/Goos,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2. Aufl, C. F. Müller, 2006, S.195, 535f. [128] Klaus Stern, in: Bonner Kommentar zum Grundgesetz, Art.93 , Lfg.44, Rn.319. [129] Hillgruber/Goos, Verfassungsprozessrecht, 2. Aufl, C. F. Müller, 2006, S.195, 544f. [130]【德】克劳斯·施莱希、斯特凡·科里奥特著：《德国联邦宪法法院：地位、程序与裁判》，刘飞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441页。由于当时只有少数法律作了具体规定，故只能对有限的几类邦国法与帝国法的一致性进行抽象规范审查。[141] 林子仪著：《权力分立与宪政发展》，月旦出版公司1993年版，第79页。
与具体规范审查不同，《联邦宪法法院法》对抽象规范审查申请的提出未设期限限制。易言之，外国法、国际法、欧盟法以及州宪法均非抽象规范审查的依据。
毋宁相反，法官造法是否逾越宪法容许的法律续造的边界应受必要控制。其中的吁请，对未来宪法诉讼的提示既非本案裁判对象的组成部分，也不构成据以确认系争规范当下之合宪性的理由的组成部分。
虽然合宪性解释没有实定法的明确依据，不过，联邦宪法法院在非常早之前就已经明确指出：对可以作与宪法一致解释的法律， 不得宣告其无效。与之相应的，不只是对之作与与宪法相一致的推定，源于这推定的原则还要求在存在疑问的情形下，对之作合宪性解释。
[9]克劳斯·施莱希和斯特凡·科里奥特指出规范审查的历史渊源主要包括：由于联邦制而形成的规范审查、法官的审查权、规范审查集中于唯一的中央法院。经由对基本法和联邦宪法法院法有关抽象审查的受理要件、审查依据、判决形式和效力以及特别程序的规定以及相关学说和判例的介绍和分析，可以发现，即便在德国抽象规范审查作为宪法保障制度所发挥的功能也非常有限，在缺乏具体案件的情况下，宪法法院法院不仅可能对法律难以有充分的认识，并且容易沦为咨询机关且易使宪法法院沦为政党斗争的工具，进而损害司法权威。当然，抽象规范审查程序的审查期限通常较长，可能使得联邦众议院议员的申请权事实上发生疑问，为此，必须确保提出申请的议员在丧失议员资格之后仍享有相关的程序性权利。（7）各州之间订立的条约。
（一）由于联邦制而形成的规范审查 解决联邦国家中联邦与邦、各邦之间抑或邦内各机关之间的权限争执的需求，是促成成文宪法由单纯的最重要的政治性宣示转变成为具有规范效力的法规范的决定性动力，这充分说明了何以19世纪起的违宪审查制度皆发源于联邦或者邦联的政体。[45]在申请书中，申请人应指明审查对象。
[48] 不过，学者对上述见解也提出了批评，这是因为：如果承认宪法规范存在违宪可能性，则不仅旨在修改基本法的联邦法律可能违宪，基本法的原始规范也可能违宪。与此相反，有的学者认为，第76条第1款第1项可为第2项所涵盖，它只要求申请人本身对系争规范的法律意见必须是明确的，此外，别无要求。
它与实体裁判要件（Sachentscheidungsvoraussetzungen）（申请权）的厘清无关。第三，能否以超实定法作为审查制定的实定法，乃至基本法的依据？施启扬认为，这个问题是由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出发的，从实证主义的观点来看，这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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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朝贡论需要识别和体认这一复合化的主权逻辑，而不是简单超越主权逻辑，从而回到一国两制的建设性思路上来，才可能产生积极的理论成果和对策价值。
[27]在恩格斯的研究当中，史前社会的人类已经有了私有制，这就意味着有了个人所有制度，但是恩格斯并不认可这就是现代意义上的财产所有权人。
另外，究其本源，在德国法上，德国联邦最高法院往往将一般人格权表述为与个人尊严和人格自由发展密切相关的、从而要求所有人予以尊重的一项权利，具有明显的开放性和不确定[41]。
人格权对宪法基本权利规范的具体实施，也是基本权利具有客观法和主观权利双重属性的具体体现，侵害基本权利，将引发与侵犯民事权利相同的法律后果。
然而，这项变革因未能摆脱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功利性、权宜性的应对思路，不仅在操作层面缺乏完善规则，且在学理层面遭受诸多诘难。